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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提醒一下大家,在2004年,HU先生“垂拱而治”的十年刚刚开始(这也是后发判断了),第一届(1999级)扩招的大学生才刚开始毕业,公务员考试常常报名还报不满,社会上也没有诸如“搬砖”、“IT民工”、“金融民工”这些自我嘲讽的词汇和现象。那年头,土著博士毕业进985还很容易,“白领”、“小资”这些身份还闪闪发光。那时候还没有豆瓣,那时候《南方周末》如日中天,那时候我的人生偶像和职业偶像是《经济观察报》副刊一位名叫符郁的师姐,那时候……

扯远了,扯回来。总之,早在那个时候,我意识到一个985大学的本科生,本质上和民工没有区别,都是“劳工阶级”,以后都要靠工资养活自己。这种意识在那时绝对不是矫情,而是一种焦躁与不安。

四、

我在报社跑的是经济新闻,除了上面说的与政府国企打交道外,也干过一些别的好玩的事情。比如,曾经和西城区工商局一起端过一个卖窃听器的小公司,我还扮作买主去踩点,谎称老板娘要监听有小三的老板。但现在想起来,印象最深的是跑楼市那几次。

2003年非典,北京房价停滞。2004年初,就有松动的迹象了。不过,那时候报社的老记者们都觉的北京房价涨到2008年奥运会就会到达峰值,奥运会结束就会跌。所以,我知道的买房子投资的人并不多。我要说的是有次跑楼市采访,遇到一位老北京,人和气的很,跟我瞎侃,有两个体会:第一,现在四环的房价都六千了,听说西城有的地方都快一万了,这房价以后怎么办啊?老百姓才挣几个钱?肯定到顶了。第二,我们家原来就在城里头,后来拆迁给拆到外头来的,我们家祖辈就住里头,怎么现在住在城外头那老远的地方了,当年也没多少拆迁款。

他这第一个体会,我就写在报道里了;这第二个体会我记在了脑子里,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,原来就算是老北京,几代的土著,也会有被拆到城外还没多少拆迁款的境遇。事实上,在那短暂的一个月里,因为是正月期间,我曾跟着市民政局“慰问”过北京周边多个郊县,给五保户发米面油,真正见识到了首都原来还有不少很贫困的地方,第一次听见有些远郊北京人讲的方言,根本不是京腔,而更像是唐山话。

在很多立场、境遇、不可知的未来面前,地域——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,居住时间——是拿暂住证的还是刚落下户口的,还是几代的土著,本质上都没有什么区别。

五、

实习期接近尾声的时候,我爸突然打电话说来北京出差。其实,我在地下室住的日子并不觉得多么艰苦,相反,我觉得很充实,我那时候确实没有什么社会经验,所以一切都还算新鲜。唯一不方便的是地下室没有信号,我每天要在外面的麦当劳里坐到十点多才回去。可是,一听到我爸来了,我一秒钟都没耽误,装好行李就去宾馆找他了。

道理很简单啊,我虽然并不觉得地下室有多艰苦,但能住的舒服,我干嘛要住的不舒服呢?如果肉糜管够,人人当然都要食肉糜了,“何况我哉?”(此处语气请参考贾迎春)

那段实习经历的一些感触,在日后的十几年的生活始终鲜活,我觉得,“阶级意识”和“自我意识”是分不开的,没有自我意识,就没有自治的诉求;没有阶级意识,就没有和谁自治、何以自治的行动。都说中国像一只雄鸡,要我说,中国更像一只洋葱,每一层就是一个阶层。中间的那个芯儿,看不见,摸不着,但需要的时候就会剥掉最外面的一层,再有需要的时候就再剥掉最外面的一层。

广东的北面都是北方,洋葱芯儿的外面都是表层。

那些仅仅因为有个学历的、有个户口的,以及有点钱的、有一两套房子的、在本地居住了好几代的,甚至那些所谓“体制内”的,等等,在这个洋葱里,如果你不属于中间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芯,那么,是否知道自己是在哪一层呢?能不能算出来什么时候就剥到你这一层呢?

根据我这些年的观察,大多数人是不知道、算不出的。如果都知道,算得出,那,中国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

PS:大S老师说,我的样本不全,作为《保卫大S老师近卫军》的召集人,我拥护大S老师的判断。所以,我也希望有同样曾居住在地下室以及更差环境的朋友分享一下经历。

作者:danyboy(来自豆瓣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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